本文转自大客家网
杨宏海自1985年调入深圳，一直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堪称“文化深圳”的先行者。
我出生于客都梅州，这片粤东热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有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有“世界客都”的美誉。因此，谈起梅州的地理人文，总会心生一种自豪的情感。
媒体报道杨宏海三十年的深圳文化之旅。
一九八五年，我从客都-梅州的嘉应学院，调进了经济特区的深圳市文化局，从一个客家文化的研究者，投入到特区文化建设的行列，开始了我人生一个新的重要里程。幸运的是，上天竟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文化机会，在来到深圳工作三年之后，我被推荐代表深圳市出席第五届全国“文代会”。要讲这段故事，还需从调进深圳的第一天说起。
杨宏海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时创办并主编的《深圳文化研究》。
记得刚到单位报到那天，深圳市文化局叶于林局长就对我说：“小杨，深圳是经济特区，如何建设特区文化，没有现成的答案，你的任务就是研究特区文化。”从此，我与同事一道奔赴正在热火朝天展开经济建设的深圳各地，进入改革开放的各种“文化现场”，踏上了一条“文化寻梦”的风雨征程。
杨宏海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中）。
1986年11月，文化部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我将调查研究的素材和思考执笔写成《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一文，在会上交流引起了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关注，他建议在本次大会中间穿插召开一次“特区文化研讨会”，邀请各有关省市代表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代表参会，大家对特区文化如何“特”展开热烈讨论。会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由“特区文化”所引发的文化体制改革，成为当时热力四射的话题，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事件。
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事实上，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其意义绝不止于经济改革，同时具有文化创新的意义。因此，深圳的文化一直都引起全国的关注。1988年1月，全国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多人齐聚鹏城。我具体参与承办此次会议，并提交《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的论文，在大会发言中引起反响，后来被评为北京《民间文学论坛》银河奖，并在全国二十多家报刊转载。参加这次活动，让我给北京前来莅会指导的中国文艺界领导留下印象，也为尔后的事业发展留下伏笔。
杨宏海出席第五届全国“文代会”与著名作家秦牧（左）合影。
人生总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机会，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城市。同年3月，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五届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之中，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中国文艺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各地推荐的代表，年龄大都在六、七十岁以上。文艺界如何“年轻化”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引起中央的注意。中央要求中国文联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八十名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代表。恰好因我在全国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期间的表现给领导留下印象，所以在给广东省的两个名额中，我意外而荣幸地获得了这一机会。这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全国“文代会”，深圳市文艺界领导对此很重视。但是，我当时虽然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在市文化局却还是一位副主任科员，考虑到开会后方便当地文艺主管部门传达会议精神，经申请后上级同意为深圳市增加了一位文联领导的名额。
杨宏海（左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全国“文代会”，左三为著名画家黎雄才。
第五届全国“文代会”大会宣传处编《简报》。
1988年11月6日，广东省文联组成30多人的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北京，团长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作家杜埃。杜埃是广东大埔县人，记得在调进深圳之前，我曾到他的广州住家去拜访过他，这位当年介绍我去深圳的可亲可敬的长者，见我这位年轻的小老乡，到深圳工作几年后竟被推选为“文代会”代表，他非常高兴，见面就拍我肩膀说：“好啊，你到深圳干得好啊！”
杨宏海与著名画家关山月（右）合影。
杨宏海与著名作家陈国凯（中）。
同行中的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陈国凯，是梅州五华县人。他当年以小说《我应该怎么办》而名满天下。我在嘉应学院中文系任教时，就将他列入研究对象，彼此交往较多，也一直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一到北京，刚住下，几位北京的“粉丝”就把他接出去了。在代表团中，还有一位久闻其名却初次见面的客家同乡，是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张棣昌先生，他创作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曾在全国风靡一时。
杨宏海与著名作家王蒙（中）等人合影。
八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第五届“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十一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代表济济一堂，他们中间有享誉国内外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大师，也有近年来涌现的文坛新秀。在大会堂正厅，挂着一幅“寒梅图”，这是著名画家、岭南派大师关山月的作品，许多代表都邀请关老在这幅画前合影留念。我刚与关老和著名作家秦牧照完相，黎雄才、潘鹤、姚锡娟、张良等广东代表团的文学艺术家们相继走了过来，他们听说我来自深圳，都关切地询问特区文化的情况，令我备受鼓舞和鞭策。
杨宏海与著名作家陈建功（右）合影。
以铜雕《开荒牛》而蜚声艺坛的著名雕塑家潘鹤，谈起深圳就掩盖不住内心的亲切之情。他认为，深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试验场，深圳的文艺工作者也肩负着“开荒牛”的历史使命，需要勇于开拓，努力创新。著名电影导演张良听我正在研究深圳的“打工文学”，他对此很感兴趣，说他计划拍摄南方都市风情“三部曲”，第一部《雅马哈鱼档》已完成，第二部《中国高等街》正在筹拍之中，第三部准备以深圳打工妹作为创作素材。正在交谈中，一批在“文革”中备受摧残、身心疲惫的老艺术家走过来了，我注意到，当中有秦怡、张瑞芳，还有坐着轮椅或在家人搀扶下前来的新凤霞、常香玉、张君秋等。许多在作品里、舞台中、影视屏幕上认识并未谋面的“文友”们欢聚一堂、畅叙友谊，人民大会堂上下充盈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杨宏海与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合影。
下午三时，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小平步履稳重，神采奕奕地走到我们中间，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这时，新疆的代表送上一顶维族花帽，小平高兴地接过来，戴在头上，随即向全场的代表们挥手致意，顷刻间人民大会堂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清楚地记得，在遭受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拨云见日，明辨了灾难深重、疑雾弥漫的文艺界的大是大非，及时调整了党的文艺政策，重新摆正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对文艺工作者抱以极大的信任和期望。正是在邓小平和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文艺界才迎来了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杨宏海与客籍“刘三姐”黄婉秋合影。
在会议期间，我还见到了来自广西的客籍“刘三姐”黄婉秋。1984年她曾来梅州参加山歌节，专门回祖居地梅县寻根问祖，最终找到了祖居地桃源村，遂了她父辈与自己的心愿。当年我特地采访她写过一篇《客籍“刘三姐”黄婉秋》在报上发表。这次见面，她仍然关切地向我问起家乡梅县的情况。事有凑巧，来自梅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栏目的记者梁继红，听说我来京参加“文代会”，特地来到会议现场采访，要我用纯正的梅县话向海内外客家乡亲介绍会议盛况。
杨宏海与著名学者、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合影。
令我感动的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被称为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教授，专门召集与会的民间文艺家代表聚谈，叮嘱大家乘“文代会”精神的东风，促进民间民俗文化大业。其意殷殷，感人肺腑。钟老是广东海丰客家人。1982年我被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到北京参加“全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培训班”，向钟老提出想在原嘉应师专校报中设《客家民俗》专刊的想法，钟老很支持，并欣然应允为《客家民俗》刊名题字，此刊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份研究客家的报刊，民俗学家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一书上有专门记载。后来我了解到，出席这次“文代会”的客家籍代表，还有林默涵、袁文珠等人。
由于杨宏海在深圳文艺界所取得的业绩，他被《南方都市报》评为“影响2005深圳的思想者”。
弹指一挥间，岁月的巨轮已转到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四十周年，而我从客都梅州迁居深圳特区亦过去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间，我几乎参与了深圳文化建设开拓的全过程，参与了影响深圳文化发展的绝大部分重大文化实践。此期间，我也以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的身份，沟通了若干深圳与梅州文化交流的项目。我退休后，近年来较多回到故乡梅县小住。一个月前，《梅州广播电视周报》聘我为专栏作家，约我做个诸如《客乡杂忆》一类纪实性散文专栏。该报主编、诗人蔡海光对我说：“杨主席，你从客都梅州出发，几十年后又重返梅州，您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锲而不舍，在您的身上体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折射出梅州文化人薪火相传的文脉，请将与您交往的名人轶事写出来，就很有价值了。”我觉得海光兄的建议言之成理，便应承下来。这个专栏从何写起呢？我想，三十年前到北京参加文坛盛会，是我人生中留下最深印迹的文化事件，就以此作为《客乡杂忆》的开篇之作吧！
30年来，杨宏海以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的身份，经常沟通深圳与梅州的文化交流，曾担任梅州首届客家文化艺术节总策划。
作者简介：杨宏海教授，原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现为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深圳市梅县商会顾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客家人》杂志总编辑、研究员。系第五届全国“文代会”代表，曾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