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梅州日报

 

  

 

      余国春先生原籍广东梅县，于1951年在印尼出生，随父母定居香港，大学毕业后加入裕华大家庭。他从襄理做起，逐步由副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而至集团主席，经过20多年的奋斗而成为香港著名的实业家、“国货大王”。

     

       少年励志，情牵商场

      余国春13岁时就被送到澳大利亚读书，当时在他幼小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要好好读书，然后早点回来，替家里帮帮手，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社会、为祖国出点力。

       记：1963年，您年仅13岁就前往澳大利亚求学。据资料介绍，在赴澳大利亚读书前，您父亲曾专门带您回广州走了一趟，他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余：我在印尼出生，9岁时就回到香港读小学。1950年，当时的国家侨务委员会请我父亲回去参加北京国庆观礼，他看到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回来之后打算在香港开办一家国货公司，取名为“裕华国货”，就是“富裕中华”的意思。为了出国深造，打好英文基础，1963年我13岁时，父亲决定送我去澳大利亚读书。父亲对我说：出门之前，一定要带我回家乡去看看，但在1960年代交通不便，回梅县比较困难，后来就去了广州、肇庆、从化等地，让我亲眼看看，加深对祖国的认识。那时虽然还小，但那秀美的风光、勤劳善良的人民和深厚的中华文化，让我感觉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也许，这正是当年父亲带我回去的目的。

        记：您那么小就远离家人去国外求学，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余：当时是哥哥先去澳大利亚读书，他回来帮父亲打理印尼的生意，我是一个人去堪培拉读中学的，几年后，在我中学毕业前夕，弟弟鹏春才去澳大利亚读小学。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我有四个兄弟，我排行第三。我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当年回到香港，家境也不是很富裕，当时感受最深的就是要离开家了（因为以前从没有离开过家），心里挺难过的，只好偷偷地抹眼泪；另外，我当时去的时候，感到外国人是瞧不起中国人的，这点也让我很不开心。所以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要好好地读书，然后早点回来，替家里帮帮手，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社会、为祖国出点力。

       临去澳大利亚前，爸爸就对我说：你不要忘记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他要求我每个礼拜都要用中文给家里写一封信，因为那时的电话也还不普及，打起来也太贵了。每逢写信时就认真查字典，有些字不会写，又查不到的，就画图。我爸爸每次接到信就很高兴，总是给我回信。而我每次回到香港，他就带我看看公司，要我读中文报纸。这个传统，一直得到发扬，以至后来我们长大后，爸爸都要求我们要使用中文、在家里讲客家话。

                       

                              （2003年，余国春先生与航天员杨利伟合照）

 

      记：您在悉尼麦考瑞大学攻读的是工商会计专业。这个专业是自己选的吗？您小的时候有过其他的什么梦想吗？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生都会和“裕华国货”捆在一起？

      余：这个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刚才说了因为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亲眼看见父亲艰辛创办“裕华”，朦胧之中感觉到以后的人生也许从商为主，学习会计专业，将来会比较有用。在那边读书放假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我的一个堂姐家里去玩，他们常常问我：你将来打算做什么？我只回答一句话：为社会服务。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一生都会和“裕华国货”连在一起，因为那时的国货业还在默默地摸索，国内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裕华”的规模也不是很大。

      弘扬父愿，光大裕华

      创业难，守业更难，要发扬光大，则是难上加难。经过余连庆、余国春父子两代人数十年的努力，“裕华国货”由小公司扩展为今日的大集团，“裕华国货”分店多达11个，分布在香港各主要商业旺区，并向多元化发展，年营业额达数亿元。“裕华”已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形象深入人心，成为香港国货业的重要代表。目前，裕华集团的业务有五方面：贸易及零售百货、运输及货仓业务、物业出租及管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真正是事业发达，根深叶茂。

      记：197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时的“裕华国货”遇到了什么困难？请您谈谈您刚刚进入“裕华”时的情形。

      余：我1973年年底毕业，1974年进入“裕华”。当时，我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拿到毕业证。导师对我说：你这样好的成绩，应该继续念下去。但是由于和父亲一起经营“裕华”的叔父身体不好，香港也有经济危机，我记得股市从一千多点跌到二、三百点，爸爸就对我说：你最好还是回来吧，我就这样进了“裕华国货”。当时我们碰到周转的困难，一般应付账款是45天的，但往往拖到5、6个月。公司没有物业，经营场地都是租来的，费用高，生意也不好。华侨回来从事国货业，开始都是小本经营，“裕华”那时有五个点，管理上也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刚刚进入“裕华”的时候，我是做“襄理”（一种相当于副经理角色的管理职位）。起初，我什么都干，甚至开箱的工作也帮着干，员工们没有想到我这个“老板仔”这样勤奋。好几年下来，就对公司的运作比较了解了。当年，在写字楼和商场我都有办公室，两边跑。经过10年的努力，1983年我当上了总经理，1986年起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正式接班，掌管公司及集团的所有业务。

       记：香港国产百货业兴起于1950年代，大小商家成行成市，随着市场变化，逐渐出现了中国、中侨、裕华、大华及华丰“五大”国货品牌。在经营国货的发展过程中，竞争非常激烈。在强手如林的竞争者中，您是如何逐步发展和壮大自己、成就今日“裕华”的？

       余：1960年代、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也还是很一般的，香港能有今天，跟祖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国务院说了，对香港的经济、民生要支持，各方面的资源，以内地的供给为主，海外很少的。所以当年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是商机，便纷纷经营国货业，最高峰的时候有130多家。虽然也有洋百货（如瑞兴百货、永安百货），但是不多。当时的华润集团有一个外贸部，会进行协调。

      虽然国货业众多，但要求有一个合理的布局，每个区都有。因为内地是计划经济，大家的货源差不多，价钱也比较统一。尽管这样，还是有竞争的。我们是从服务方面、管理方面不断提高，去赢取顾客。我回来时我爸爸就对我说，我们打了“裕华国货”这个招牌，是不允许失败的，要好好地经营。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怎样去不断地升华、提高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在定位、选择地点布局等方面，做足了功夫，在地缘上提出以地铁为中心。我们有一个口号“与时代并进，与社会同步，与顾客同心。”通过不断地做好管理和服务，让“裕华”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记：您在“裕华”以先进的管理手段闻名业内。比如1990年代，您就坚持让“裕华”应用最先进最完备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管理效率，斥资180万美元更新计算机系统，紧接着耗资300万美元，更新硬件设备。在那个时候，计算机还很不普及，互联网刚刚诞生，这些举措，是非常大胆和具有前瞻性的，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余：开始，管理上有点混乱，当时我就感觉到，如果要搞好企业，一定要把管理跟上去。比如当时有好几个货仓，东一个，西一个，效率不高，而且存在漏洞。我就向董事会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时金融危机，很多楼层租不出去，通过登报，我们跟李嘉诚的长江物业一下子就签下了一个1万平方英尺的货仓，租期10年，将原来的那些货仓进行整合，集中管理，货物的周转得到改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裕华”是最早进行电脑化管理的。在1978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代的电脑管理，虽然比较简单，但已经可以让总公司与几十台收银机联上网，在计算机房，每小时都能了解到经营状况，收工后5分钟就能清楚账目情况。当然，1990年代以后的计算机管理，就更加先进了。到了现在，是新加坡的分店经营什么商品、卖多少钱都一目了然了。

      记：坚持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强调突出“高品位，高档次”，特别是给客人“正货”的承诺，是您经营“裕华”的“金字招牌”。但大陆的一些商品，特别是食品，因为质量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危机，比如“苏丹红”、“‘三鹿’奶粉事件”等等，这种情况对以经营国货为主的“裕华”有什么影响吗？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余：没错，是有一点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裕华”一直以来都是从国内的很多口岸上直接进货，从渠道上保证了货源的品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商品的多元化之外，要求口岸上都给我们质量的保证，我们对每一批的货品都进行严格的抽查，所以大家在“裕华国货”买东西，都是比较放心的。当然，这几年国内商品、特别是食品行业的一些不良现象，确实不仅对香港、甚至在国际上影响都挺大的。对“裕华”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几年前，我们跟湖北农业厅下面一个很大的公司进有机食品，国家颁发了“绿色食品”证的，但进来的鸡蛋，在100个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两个出了问题，香港的化验是很准确的。碰到这个问题，我们是负责任的，向公众说，只要是从“裕华”买的，凭发票我们马上给予退款。通过负责任地处理问题，顾客对“裕华”的信任度就更高了。

      记：采用商业与文化相结合的手段，比如通过举办专题展览、民俗节等各种颇具文化特色的形式来促进百货零售业的发展，您是如何想到要这样做的？

      余：对于经营国货，我们有多元的发展。香港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辅以西方文化。我们感觉到，一个商品附着很多文化的内涵在里头，单纯的买卖就显得单调。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以举办各种文化展览的形式来促进百货零售业的发展。比如在1980年代，我们专门从浙江、上海请来名点名食的师傅前来现场制作，许多台湾老兵一家三代前来品尝，勾起他们对家乡历史、情感的回忆，对此赞不绝口。

      记：“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您经营“裕华”的崭新理念，“裕华”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海外设立分公司？“裕华”在各地及海外有多少分店？

      余：1990年代，裕华集团开始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裕华集团目前有三块，以百货为主，另外也有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内地改革开放前，“裕华”兼做海外如日本等百货公司的批发生意。改革开放后，海外的许多百货商家也还喜欢到“裕华”看有什么商品，然后到内地去订，可以说起到了国家外贸橱窗的作用。具体到百货零售业这一块，我们在香港有14家分店，在元朗准备再开一家新店，除了百货还有专门店；在新加坡有3家，其中一家在唐人街是比较大规模的。

      记：“裕华”突破单一经营模式，涉足金融、房地产等其他行业，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集团。请问“裕华”目前在金融、房地产方面的发展状况如何？

      余：金融业在这次世界金融海啸中受到.一定的影响。房产是比较稳的，因为我们以物业出租为主。物业主要在香港和加拿大，比如加拿大汇丰银行是我们租给它的，在温哥华的物业也以出租为主。新加坡是以百货为主，但总店是我们的自置物业。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瞅准机会自置物业，如在1970年代买了佐敦道、在中英谈判期间买了北京道等处的物业。

       爱洒神州，心系桑梓

       余国春情倾国货，热心桑梓，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他从没有忘记自己对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一份责任，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内地和香港的各项福利事业捐款数十次，回馈社会。

      记：您是在印尼出生的，祖籍在梅县松口官坪村，对故乡有什么印象？

      余：我早在1978年就回去过，我从香港坐车经过汕头、丰顺，翻山越岭才到我的家，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回去看看。从松口中学到官坪小学，这几年我都有支持。回到家乡，感到改革开放真的是很了不起。

      记：您是经营国货的，在您的商场里，家乡的产品多吗？您对家乡的产品有什么印象？对发展家乡的品牌和零售业，有什么建议？

      余：在五、六年前，我就想在香港搞一个梅州的优良产品及文化节，可能由于各种条件还不成熟吧，没有搞成。但是娘酒等一些家乡产品是早就有了，包括以前的双料喉风散等都有一些，早几年金柚质量好时也卖过，但是品质没有保障后来就不敢卖了。这几年可能推广宣传得不够，家乡的产品比重比较小。梅州作为青山绿水的地方，应多发展绿色食品。一个是要注意质量的提升，另一个在包装和推广宣传方面，也要加强。相信通过努力，家乡的产品在香港会越来越多。

   （2006年，以余国春先生为团长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访问团视察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等地）